1

八月里，我回老家探望父母的时候，父亲跟我说，“今年非洲猪瘟流行，全塆里十八头猪死得只剩下两头了，我让你妈把猪圈锁好，不让别人进去，或许咱家猪能躲过这一劫。”父亲还说，“今年的南瓜大丰收，特别是今年的芋头（我们那儿把红苕叫芋头，也有叫红苕的）长势很好，到时候，可能有一千多斤，猪有吃的了，说不定今年又能养个大肥猪！”刚才脸上还挂着喜悦，突然又有点惴惴的，“不敢这么说，这非洲猪瘟太狠了！”父亲每年必定要养一头大肥猪，除了自己吃，还要给点妹妹，特别是要送好几十斤到武汉来给我。其实，我是坚决反对他养猪的，因为特别不划算，且不说别的，一年内那猪吃的一百多个南瓜，一千多斤芋头，放在城里卖，也能变个两三千块，买肉的话，不止一头猪的肉了，父亲说，“我和你妈在家事不多，一年到头也给不了你什么，只指望过年的时候，给你送点猪肉，有很多事情，不能总算经济账的。”听父亲这么说，我立刻闭口不语。

九月刚开学，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他说，“咱家的猪可能不行了，已经一天多没有进食，恐怕是染了非洲猪瘟，算了，我明天找人把它刜了！”我要去上课，匆匆说，“刜了好，刜了好。”第二天晚上，父亲又给我打了电话，他悲怆地说，“猪已经刜了，肉不少，有一百多斤……” 我赶紧插话，“这肉一两都不能要……”我一句话没有说完，父亲生气地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一两都不会送给你的！镇上的肉已卖到二十多块，我哪里吃得起，家里有冰箱，我就冷藏着，留着自己慢慢吃”我知道由于受非洲猪瘟的影响，生猪极少，乡下猪肉价格翻番。乡下的那些老人，不像城里人，对于这些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是敢吃的（猪若是死了，就没有人吃；我听人说，这非洲猪瘟只在猪之间传播，对人是没有损害的，我不知道这说法正确与否），我知道让执拗的父亲把这猪肉丢掉，这是要了他的命。我拗不过一向倔强的父亲，只能顺着他了。

父亲又说，“唉，我和你妈老了，再也养不起猪了，你以后再也吃不到家里的猪肉了，儿啊，对不起……”我听父亲这么说，喉头一哽，眼前一片模糊。父亲过了一会儿又说，“还有几十个南瓜，可以做菜，我和你妈吃不了只得送人。只是，那长势很好的红苕，没人要，怕是要浪费了……”

2

   现在，我回老家，很少看到有人吃红苕了。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母亲到武汉来给我带孩子，她对于长在城里的妻子买回来的红苕是坚决不吃的。母亲对我说，“我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吃芋头，出嫁了，你们胡家还是穷，还得吃芋头，我是吃够了，现在芋头一入口，我就反酸。你小时候，家里人口多，粮食少，根本吃不饱，你爹（我们那儿把爷爷叫爹）有严重的胃病，不能多吃芋头的，一天能有的一碗白米饭，给了你爹，你爹再分点你，其他人都吃这芋头度日。”我知道，爷爷能健健康康地活到七十七，到老了胃病都没有复发，得益于母亲当年调理得好（我奶奶在1960年就过世了）。记得父亲当年也用这红苕鼓励我好好读书，他说，“应叔现如今是城里的局长，当年他家里可是穷得丁当响，兄弟姊妹六七个，根本就吃不饱，他在镇里读高中，每星期回来就拿几个芋头度日。他认真地把书读完了，当了兵，提了干，转业成了城里的局长。你看，你读书，条件多好……”

红苕之所以能成为救命粮，全在于产量高，一亩肥沃一点的旱地能产五千多斤，贫瘠一点的山地也能产三千多斤，我们那儿山地多，红苕多半是种在山地上，肥沃一点的旱地多半用来种小麦，也有种油菜的。六七十年代，粮食紧张，多种红苕，少种小麦，以便少挨饿。阴历九月份，红苕大收的时候，生产队（六七十年代还是大集体）里挖回的红苕堆得像山一样，家家户户得挖一个很大的地窖，贮存这来年的粮食红苕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吃喝不愁，没有人吃那么多的红苕，种红苕的人家也少了，所以很多家里再也没有当年的地窖了。但我家年年种红苕，还有这么个地窖，贮存用来喂猪的芋头，只不过没有早年的地窖那么大。

我家的地窖是挖在厨房的门口（现在厨房换了地方，这里成了杂物间），一进厨房，就会踩上几块木板，拿开木板就是地窖了。地窖上大下小，是个斜井的样子，约一米五深，下面两个平米见方，里面可供一个人踩着椅子下去。地窖存放芋头的时候，要用一捆稻草放在里面烧一烧，去湿，然后堆一层芋头放一些干沙把它埋上，再放一层芋头又放些干沙。沙一定要干，如果湿了，芋头都会烂；沙也一定不要堆得太紧，不然，从沙里扒芋头的时候费劲。记得妻子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，是个新年，看到我家的地窖感到很奇怪。我从地窖里扒出芋头，埋在灶灰里烧熟，妻子乐呵呵地说，“真好吃！”那时，妻子才二十出头，现在一晃二十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！

3

八十年代，农村分田到户，粮食多了，吃红苕的时候少了，但是，那时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离开过红苕。我记得，那时农村办酒席，有“三丸宴”、“五丸宴”之分。所谓“三丸宴”，指的是酒席上要上三种不同的丸子，“五丸宴”，顾名思义，酒席上要上五种不同的丸子，这些丸子包括肉丸子、鱼丸子、藕丸子、糯米丸子、豆腐丸子、红苕丸子等，我听父亲说，丸子上得越多，说明这家越抠门。我想，应该不是抠门，是家里的确拿不出东西来，只好拿这些米坨子凑数（当年的肉丸子、鱼丸子也是参了大量的面粉，放在一起炸的），今天你去谁家吃酒席，不是大鱼大肉地堆了一桌子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母亲要是吃酒席回来，给我带回几个芋头丸子，我会高兴很久。这芋头丸子其实也挺好做，就是把芋头蒸熟，去皮，然后加盐，像揉面一样多揉，揉得细腻有点糯性，成为一个大面团之后，搓成一个个的丸子，放在油里炸，炸得颜色金黄，就可以吃了，甜而不腻，酥而不脆，对小时候的我来说，是美食，也是零食。当母亲带回芋头丸子的时候，我总要拿到同伴的面前，享受他们吞着口水，虔诚地看着我吃的样子。当然，我看他们吃的时候，我也很虔诚。

其实，芋头做成的美食，最令我念念不忘是的家乡的芋头粉。这芋头粉的做法有些麻烦，先要将芋头洗净（不用去皮），然后，用打豆腐的机子（我们那儿，把黄豆碎成豆浆的机器，叫打豆腐机，其作用类似于城里的豆浆机），将红苕碎成浆末（一边碎，一边要加水），接着像做豆腐一样，搭好袋豆腐的晃杠(一个“工”字形的架子，中间一个铁钩，四角都有一个孔。铁钩便于挂在系在梁上的绳子上；四个孔，便于系包袱，这包袱的作用在于过滤，相当于过滤用的纱布，之所以叫包袱，原因是平时用于包东西，磨豆腐时才用来过滤)，放好磨桶（磨豆腐时用来装豆浆的大木桶），系好拧干的包袱（包袱布在滤浆之前，要过水）。此时，把碎好的红苕的浆末，一瓢瓢地倒入包袱内，一边倒一边要晃动挂在梁上的晃杠，以便更好的过滤，反复晃动晃杠，还不时地加一些水，让浆末充分地过滤。几个小时候后，包袱里不再滴水了，说明红苕里的淀粉都融入了水里，存放在磨桶里，而包袱里剩下的渣滓是喂猪的好料。那存放在磨桶里的浆液，要沉淀好几天，直到上面成了清水，才把清水倒掉，此后才把沉淀在桶底的白色苕粉铲起来，放在包袱里挂起，让它充分地滤水，水干后，倒到晒腔（我们那儿把晒东西的匾叫晒腔）里晒，晒的时候，一定要碾碎，不能结块。晒到完全成了面粉一样的粉末，才收好，放在陶罐里，盖好，防潮。

吃法简单，就是把适量的水烧开，加盐，加作料，喜欢吃辣的，放点酸辣椒末也可以，边放苕粉边拿筷子在锅里充分地搅动，直到凝结了，搅不动为止，此时把这浅褐色的苕粉盛到盆子里冷却，冷后倒出，切成小块。锅里加油，中火将油烧热，把切成块的苕粉，煎成两面都有壳子的豆腐块，趁热吃，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美食，可惜，好多年都没有吃上了。主要是产量少，不好买，其实我好多次准备叫父母在家里做一点给我，可是我没敢开口。年过古稀的老人，挑不起百斤的红苕去镇里碎成浆末（加水以后，回来就变成了两百斤），也不愿意他们忙忙碌碌好几天，弄个十来斤苕粉（一百斤红苕，能制成十多斤苕粉就不错了），搞得腰酸背痛。

这美食就成了我的梦中佳肴，梦到小时候吃母亲做的苕粉，醒来后，发觉口水打湿了枕头！

4

我想，如果父亲累死累活地挖回了红苕怕浪费的话，我就告诉他，把它做成芋头果儿、苕片、桷子钉。

小时候，芋头果儿，是家家必备的新年食品。你想，大年初一，每个孩子提个布袋子，到你家来拜年（现在的孩子想像不到那情形，我有时候自嘲地说自己真像个小叫花子。现在小孩去拜年，根本不要人家的吃食，偶尔拿一点要审视半天。记得前两年，我带女儿回老家过年，正月初一带着孩子挨家拜年，人家给的都是冰糖橘、苹果，还有一家给了几颗费列罗巧克力，我好说歹说，女儿才拿一点点，意思意思），你什么也拿不出，多尴尬呀，也说明女主人不贤惠，一塆人要议论的。这芋头果儿，做法简单，蒸熟后去皮，像揉面一样，反复揉，揉好后，捏成饼，放在箅子布（通常是粗大布或帐子布）上擀成薄皮儿（形式跟手擀面不多，但比手擀面稍厚），然后平放在晒腔上，揭下蒸笼布，又擀下一张。一晒腔放满了，就放在太阳底下晒，天气好，三五天就晒干了，那一张张的晒干了的薄饼就像一张张圆形的浅色的黄纸，很有韧性，用菜刀切成两厘米见方的三角形或四方形，放在干净的蛇皮袋里装好，挂在通风的梁上贮存。待到大年三十的下午，用沙（绿豆大小的河沙，用菜油爆炒，炒得发黑，留存。可用很多年，似乎是年数越长越好）炒，炒成颜色发黄，吃起来枯脆时，连沙一起盛到箩筛（竹篾编织成的筛子）里，筛去细沙，箩筛里就是甜脆的红苕果儿，准备大年初一早上，打发来拜年的小孩。

如果你觉得这红苕果儿，味道单一了点，你还可以加料的。你可以把晒干的橘子皮碾碎（那时，你会看到很多人家的窗台上晾晒着一堆橘子皮，八成就是用来做芋头果儿的），放在红苕的面团里，这样做出的芋头果儿吃起来出来甜脆之外，还有一种酸香的味道，实在是别有风味的。更多的人家是放一把芝麻，吃起来有那么一点芝麻饼的味道，这也是颇有特色的。我就挺喜欢吃。记得，我在县城里上高中的时候，朦胧中喜欢一个姑娘，假日里我让母亲炒了一大包芋头果儿带到学校里，送给那姑娘，父亲知道后，狠狠地批评我，说，要以学习为重，不得分心，否则就不读了。可惜，那姑娘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，现在想起来，只能微微一笑。

苕片的制作则要简单得多，把洗净的红苕切成片，在匾里晒干，当苕片从浅红变得发白、很有韧性的时候，就用蛇皮袋装起，挂在梁上，待到过年的时候，拿出来，用沙炒，当炒至黄脆，一掰就断的时候就很好，味道脆而香甜。其实，小时候的我们，家里没有什么零食，哪能等到过年的时候再吃呀，妈妈开始切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吃，晾晒的时候，我不时地从晒腔里抓一把塞到荷包里。何止是我，塆里的小孩，见没人看着，抓一把就跑，其实有时还是被大人逮着了，大人只是淡淡一句，“吃多了，肚子疼！”

所谓桷子钉（旧时，我们农村做瓦屋，要把桷子钉在梁上，用的钉不是现在常见的圆杆圆帽的铁钉，而是用的四方杆圆帽的铁钉，我想，这种钉子可能会更好地固定物件），就是把蒸熟的红苕，切成桷子钉的形状，晒干后用沙炒。桷子钉本身就是熟的，是农村小孩最常见的零食，有时没时地塞满荷包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全没有吸引别人的魅力。但是讲究的人家，油炸桷子钉则另有一番风味，更加酥脆香甜，掰开后，里面有许多小洞洞，似乎是微型的沙琪玛，吃起来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5

昨天，我又给父亲打了电话，我说：那地里的红苕，谁要谁自己去挖；要是没有人挖，你们慢慢来，有城里来的人要点，你就给点，反正你们自己又不吃。父亲说：晓得，我准备多打点芋头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