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家,父亲告诉我,全塆只有两头牛了,一头是二伯家养的,一头是五叔家养的。二伯和五叔都是年过七旬的人了,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去外地打工,只能在冬耕或春播的时候,带着牛给人家翻翻地,赚点工钱。现在农村的牛那么少是有原因的,一是,耕种的方式有变化。原来我们那儿种两季,有“双抢”的说法,指的是头季稻的抢收和二季稻的抢插,要抓节令时间,必须赶在8月1号前,把二季稻的秧插了;再加上山地难用机械的现状,使得家家户户必须有头牛,否则,二季稻的抢插根本搞不了。现在种两季的人家很少。还有,以前地里多半是种麦子、豆类、芝麻,必须要用牛来翻耕,现在很多地都栽上了板栗,就不用翻耕了。二是,没有精力去养牛。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,农村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,,农村的老人压力很大,上要照顾家人,大多要带孙子,下要打理农活,忙得没有闲空,哪有时间照顾牛啊。三是,近年农村机械的大力推广,省去了许多要牛的时候,大部分农活无需牛来犁耙,租用农用小机械就可以了。
但是,二十多年前,打工的人少,大伙儿都窝在家里扒土巴,农业机械用得又少,要填饱肚子,牛显得尤其重要,人们对牛的感情和对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。记得八十年代,我家有过一头黄牛,这牛是与二父、细老家共有的,轮流放养,每家一个月。那时,我爷爷还健在,六十多岁,和细老一起过活,所以轮到细老家,都是爷爷放养的。轮到我家的时候,放牛就成了难事。父亲是个木匠,每天都到人家做工;母亲要照顾一家人的吃喝浆洗,还有做些田里的农活,所以大人就没有时间来专门放牛,放牛的事儿就交给妹妹了。由于家贫,妹妹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,十多岁的小女孩就要放一头大黄牛了,放假的时候,我陪着妹妹去放牛。小孩子放牛自然没有爷爷那么细心,所以,爷爷总是抱怨,“牛到你家就瘦了,不能叫小孩放牛,她放不好的。”爷爷看着消瘦的牛,总是很心疼。
2
爷爷放牛和我放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爷爷放牛喜欢牵着牛走在田堘上、地沟里,而我喜欢在山坡上放牛。
田堘上的草很肥美,有叶片厚实的白茅、在风中晃动的狗尾草、大棵的鸡爪草、成片的绞股蓝,还有肥美的稗草、苜蓿草、三叶草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草;地沟里的草,也长得很茂盛,以大棵的鸡爪草为主,也有白茅、狗尾草、野燕麦、野豌豆苗、鸡公花等。爷爷在田堘、地沟里放牛,放不了多久,牛肚子就鼓鼓囊囊的,和牛背浑然一体,不会露出一个大凼子。而山上的草就差得多了,以牛筋草和铁线草为主,当然也有些白茅、狗尾草、蒿子草、蒲公英、绞股蓝、地菜等,但这山上的草稀疏得多,牛筋草是贴着地面的,棵子小;铁线草,根须多,叶片小;就算长着和田边、地岸一样的白茅、狗尾草,也显得干枯瘦削得多。我在山上放了一个上午的牛,牛肚子还是瘪的,露出老大一个凼子。我记得我放牛最大的焦虑就是牛屙屎,一泡牛屎下去,刚才还滚圆的牛肚子,立刻瘪出两个凼子,要是爷爷看到了,又要责骂,“你看你,放个么牛?牛肚子还是瘪瘪的。”
我之所以不愿意去爷爷喜欢去的田堘、地沟里放牛,是有原因的。一是,在田堘上、地沟里放牛要精力集中,这我做不到。田里有秧苗、田堘边上有桑叶,地头有豆苗,你要老拉着牛绳,眼睛盯着它,当他扭着脖子,或者伸长了舌头,卷起庄稼的时候,你要使劲地拉着牛绳和它较劲,有时候小小的我和妹妹根本就犟不过牛的,结果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、地里的麦苗、地头的豆苗,塆子里的婶婶们,个个是吵架的好手,骂架的声音难听刺耳,多少年都漾在心头。爷爷放牛的时候,牛绳很短,他会挨着牛头,牛吃不了别人的庄稼;他还会用芭蕉叶做个小扇子,看到苍蝇叮在牛腿上,一下子把它拍死,牛很享受,轻轻地晃着尾巴。牛也似乎很听话,没见它和爷爷犟过。
二是,田堘地沟里的草是茂盛的,但里面有蛇,这是我恐惧的。长长的、颜色发绿、滑得极快的是青竹飙,当走过田堘的一片绞股蓝时,一条青蛇飞快而过,我觉得那是一股阴风吹过;搬开地上杂草下的一堆土,里面有个黑红色的树根在蠕动,那是赤链蛇,看到它,我会丢了牛绳,撒腿就跑。听会捕蛇的叔叔说,我们这儿还有剧毒的眼睛蛇、银环蛇,尽管我放牛的时候从没看到过,但心里总是有一种末名的阴云笼罩。爷爷走过了田堘、地沟,把牛系在远离庄稼的树上,他要么脱了鞋,站在泥巴田里割岸草,有蚂蟥趴在脚上,他上了岸,把蚂蟥拉掉,留下长长的血痕;他要么,在地里扯起一把一把的鸡爪草,有时带出了长长的蜈蚣,他视而不见,一点儿都不怕。爷爷放牛回来的时候,牛背上总是驮着两大提牛草,作为牛夜里的吃食。
三是,田堘、地沟上放牛不自由。你要紧紧跟在牛后面,不能瞎跑。把牛放饱,一般要两三个小时,长期站着,脚会酸,所以每个放牛的人都会随身挂个小矮凳,牛走到哪里,你就把小凳移到哪里。田堘上、地沟里崎岖不平,放不下小矮凳,这让我受不了。爷爷放牛是从来不坐的,所以从不带小矮凳。我喜欢把牛丢在山上,让它自由地吃草,我要么坐在山脊上,远远地看着它,要么坐在桐子树的树杈上,优哉游哉。
总之,牛在我家是日渐消瘦的,在爷爷家是日渐长膘的。
3
其实,对这放牛的事儿,我也不是很讨厌。因为可以和一大堆伙伴在山上打牌,我们几个伙伴就在山坡上打升级,或者打王三八二一,或者不准动,任凭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。有时我们太过投入,牛跑得不见了而不自知,结果吃了人家的麦苗,啃掉了人家的豆苗,讨来人家的一顿好骂。
招骂不算太坏,让我害怕的是牛聚在一起爱触架。两头牛,角死顶着,头低着,前脚半蹲着,后腿死撑着,身上的骨头外凸着,尾巴紧夹着,看着他们你来我往地斗牛,我两腿发颤,不知咋办,万万不敢上前拉战,干瞅着他们把草地刨起沙土,甚至压平了人家地里的庄稼,所以很多时候,我放牛是单独行动。我小时候胆子小,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大声讲话,在学校老师点我回答问题的时候,要么声音很小,像蚊子嗡嗡叫;要么语速快,吃字儿让人听不清,但是这放牛的时候,我可以放声长啸,无所顾忌。记得高中时候学过巴尔扎克的《守财奴》,里面有这么一段:“噢,是真金!金子!”他连声叫嚷,“这么多的金子!有两斤重。啊!啊!查理把这个跟你换了美丽的金洋,是不是?为什么不早告诉我? 这交易划得来,小乖乖!你真是我的女儿,我明白了。”我很有感觉,在山头大喊,“噢,是真金!金子”引得对面马路上的行人驻足观望,我觉得很爽快。
放牛的时候,偶尔也坐在牛背上,寻找骑马的感觉。由于我放的是黄牛,不能骑,坐在牛背上,牛会狂奔。我那时个子小,牛专心吃草的时候,有时较温顺,能容允。
有时,我也会在山上掏鸟窝,找鸟蛋;在牛尾上扯根毛,系在竹竿上钓蝉……
但是,最使我难忘的是放牛时吃过的那些野果。
4
过了立春,田野泛绿,牛筋草、铁线草开始复苏,把冬日裸露的大地覆盖;狗儿草、蒿子开始在春风中晃着脑袋,蒲公英开着白色的小花;娇羞的金银花,则让藤蔓缠着田边地头的灌木,偶尔也攀上树干,绽放着白色的或是淡黄色的针形小花,远远地送来阵阵馨香;拉拉藤平铺在地上一大片,中间可能夹杂着紫色的小喇叭花儿;映山红开始从山脚爬到山顶了,给山布满了一片红,此时便是一年中最美的光景。此时的我,也最为欢喜,可以四处觅食田野里的美食。
和狗儿草、蒿子一起夹杂生长的,也生长得最为起劲的,应是白茅,出地不久就开始抽穗,这穗子里是一段又嫩又软的白芯,吃起来甜甜的、滑滑的,是我儿时吃过的最美的棉花糖,这便是乡里孩子人人皆知的茅丫儿。我和妹妹放牛的时候,妹妹就最喜欢抽茅丫儿。她娇瘦的小身子,弯在茂密的草里,白色的豆花里,寻找一根根最嫩的茅丫儿,风儿吹过她的头发,朝阳映着她的小脸,露水打湿了她的衣裳,牛静默地吃着草,这是我记忆深处最美的放牛时刻。
春天里最好吃的,还有刺泡儿,红红的、甚至有点深紫的小果,挂在矮矮的灌木上,吃起来酸甜,微微有点涩口。它长得有点像草莓,每个果子上是一个个的小凸点,每个小凸点都挂着一段须。他不是像白茅一样四处生长,碰到它要看运气,吃起来也不容易,这灌木是长刺的,每个果子的叶柄上布满了锯齿一样的小刺,让你无法下手。我记得妹妹总是提着几片叶子,小心翼翼地采下这这好吃的刺泡儿,我对他说,“小心点,别刺着。“妹妹说,”晓得。你看着牛,别让牛吃了人家的豆苗。“
春天的田野里,刺苔吃起来也不错,他像月季一样会开着淡淡的粉色小花,茎上也长满尖尖的小刺,我放牛的时候,小腿上常被它划出一排血迹,但是初春的时候,轻轻地折断刺苔,剥掉他带刺的外皮,露出里面的嫩肉,含在嘴里咀嚼,微甜里带着些许苦味,别有风味。
其实,春天的山野,我吃过的东西可多了。地头桑树上紫红的桑葚,甜甜的,染红了嘴唇;篱笆边生长的刺梨,果上带刺的,吃起来,酸多甜少;松针上蒙着的一层白色的蜜糖,像吃冰棒一样地吮吸,甘甜中有一股松香;淡淡的映山红,我们也吃的,不怎么甜,没有芝麻花里面的吮吸的汁水香甜……
5
过了端午,地里的冬小麦已经收了,只剩下一茬茬的麦桩子,野草长得正盛。鸡爪草到处蔓延,长得过膝;白茅早就抽穗了,在空中扬起了如马尾般的白毛;狗儿草,开始有点发黄,孩子们掐一根狗尾巴,在手上转动,嘴里嘀咕“狗儿呜,狗儿呜”;蒲公英的白色小花开始老去,扬起一张张小伞,随风飞舞;鬼刺发黄的小花已经干枯,留下一球小刺,放牛的时候嵌在衣服上,半天弄不下来;苍耳已经成熟,颜色有点发黑,抓几个揉在同伴的头上,扯下几绺头发才能弄尽,于是我们在田野里疯打……
麦收后的麦地,菟丝子、野豌豆苗、鸡爪草缠在一起,把地面封得严严实实,地里间或还高高地竖着野燕麦、鸡公花、蒿子,真可谓水草丰茂。在麦地里,牛绳挽在牛脖子上,不怕它吃了人家的庄稼。这时候,我陪着妹妹放牛,就很轻松,自己玩自己的。
此时,山边的野柿子树上结满了青果,个子不大,和牛眼睛差不多,我们叫它牛眼睛柿子,涩得很,不能立即吃,摘下来后要插上芝麻棍儿,在棉絮或者谷堆里放上十多天才能吃,这柿子对我没有多少兴趣,似乎我只摘过一次。板栗还没有长成,有时嘴馋打下来,里面只有花生米大的栗米,虽然甜,吃到嘴里却是一泡水。这时的田野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和妹妹一起掰高粱秆子。
老家不是高粱的主要产区,每家在田埂地边上栽种一点,目的是为了收割一点高粱穗子做扫帚。当高粱收了穗子,就光秃秃地立在哪儿,像个沮丧的哀者,再等些日子,将作为柴火塞到灶里去。但是,刚去了穗子的高粱秆,还挂着青叶,一些杆子像甘蔗一样甜,我们放牛的时候,就掰下这些甜甜的高粱秆子,像享受甘蔗一样地大嚼。可是,在一排竖起的高粱秆里,能像甘蔗一样甜的,就那么几棵,更多的是又苦又涩,下不了口的。妹妹能准确地找到那甜甜的几棵,她告诉我,“你使劲地一掰,能‘咔擦’一声折断的,就是甜的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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妹妹长大了,去了南方;我也长大了,上了大学。我和妹妹一起放牛的日子日渐稀少,记得,最后一次放牛是1994年的那个夏天。一日,父亲在外做工,母亲洗了衣服又要干农活,我则牵着黄牛,沿着大塘里面的棉花地的沟涧放牛。高过人头的棉花秆早已挂铃,茂密的长着绒毛的叶子簇拥着我。沟涧里长满了鸡爪草,沟岸上厚实地生长着茅草、蒿子等,还布满了一些藤蔓。可是,我一条沟还没有走完,身上就布满了大块的疹子,又痒又疼,是难言的痛苦,我急忙牵牛回家,用了一块香皂,一桶水,也没洗净身上的痛痒,留下了满身的抓痕,从此,这辈子没有再放牛了。
2000年的大年初一,我爷爷接受了儿孙们的新年祝福,到了晚饭前,给牛饮了水,添了草料,一个丸子没夹起,就溘然长逝,从此也不放牛了。
我听母亲讲了一个故事,多年难忘。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,母亲家里很穷,我外婆放了一头老牛,那牛太老,生产队要在年终将其宰杀,把肉分到各家,作为新年的食品。外婆晚上出门的时候,发觉系在门口的老牛化身一个老人半躺在屋檐底下,她进屋后不动声响,给孩子们说,“明天生产队里分牛肉,我们一两也不要……“
母亲告诉我,那年春节,他们家一口肉都没吃。